公共政策的特色是，不仅要思考，而且还要落实在行动上，认识、选择与行动，是公共政策研究的特色。因此之故，公共政策的理论研究一直滞后于实践研究。最近20多年来，西方公共政策领域发展了很多理论。本文将介绍西方公共政策的重要理论，分析其理论发展过程，并以IAPP研究为例，说明西方公共政策理论的经验对于我们本土化研究的意义。 [阅读全文]

坐而论道、为公立学：制度分析与公共政策 [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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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中国政府的重大举措之一就是推行引咎辞职，实行政府官员问责制。本文分析了引咎辞职以及问责制对于责任政府建设的意义，以及存在的问题。本文的核心观点是，中国政府的这些举措基本上还停留于行政性操作的范畴，要进一步推进责任政府，必须在技术上完善引咎辞职以及相关的责任制度安排，并在制度上重视从行政性问责走向程序性问责。在此基础上论文还进一步分析了引咎辞职和问责制对于推进中国政府治道变革的意义，认为引咎辞职和问责制有利于提升中国政府治道变革的有效需求，从而有可能促进中国政府的治道变革，但这两个制度的有效推行，也需要中国政府的治道变革。这两者是行动改变条件，条件提升行动的关系。 [阅读全文]

三农问题的解决，需要宏观上的努力，更需要微观上的努力。村民自治，是中国村民自主解决农村公共问题，进行公共管理，提供良好公共服务的重要制度安排。发展良好的村民自治的关键之一是需要有一个良好的法律安排。本文系统分析了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具体规定，着眼于如何完善村民自治，分析其存在的缺陷，并给出了一系列的修改思路。 [阅读全文]

市政债券是热门话题。本文分析了政府举债的资格问题，认为只有举债单位就是受益单位和还债单位，并且自身还是决策单位，政府才有权利举债。政府举债与其决策权力配置状况密切相关。在极权体制里，没有债务；在行政集权但不规则分权体制里，往往有很多不规则的债务；在多中心自主治理的体制里，有比较规范的债务，但往往牺牲未来人的利益。当前中国各级政府存在着各种各样的不规范的债务，对经济来说是一个不定时的炸弹，这与中国政府正处于治道变革过程中有关。中国政府当前不应该考虑如何举债，而应该考虑如何改善税收结构。发行市政债券不利于政府治道变革。政府融资可以通过市场化的途径。禁止政府举债，实行财政收支平衡，应该作为一项宪法规则确定下来。 [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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